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
改革開放是我們的“主題”，今后10年我們要做的兩件事：一個是發展轉型，一個是進一步改革開放。如果兩句話并成一句，就是用改革開放來推動我們的發展轉型。
上海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排頭兵，不管在轉型上還是在發展上，都會起到先鋒和示范的作用。拿“自貿區”來說，歷來的改革有一個基本的經驗，即用開放來促改革是最有效的方式。自貿區我就不多說了，現場的很多專家還會再講。我說我原來準備的小問題，就是在轉型的問題上（“十一五”的時候討論過，當時叫增長方式轉型），途徑是什么？途徑有幾個？
我認為轉型的途徑有四個：一是實現農民的市民化。二是制造業的服務化，即制造業向價值鏈高端延伸。三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四是用信息化來改造整個國民經濟社會。
上海具備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基本條件
制造業的服務化，也可以說成是制造業向價值鏈的高端延伸。戰略性新興產業往往是從原來的制造業中脫穎而出的。上海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上有很好的條件，完全有可能在中國率先發展起若干個戰略性新興產業。
歷史的經驗證明，每一次大的經濟危機都孕育著新的產業革命，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也是如此，從某些處理得比較好的發達國家可以看到，一個新的產業革命真的到來了。中國應該有所作為，上海在發展中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具備一些很好的條件：一是高素質技術人才的集聚。技術人才大概在兩個地區是最集聚的，一個是北京中關村，另外就是上海，上海顯得更加具有業務研究優勢和開發研究優勢，在某些方面也許比北京還要強一些。二是高素質的高等教育體系和科研力量。三是立足于長三角強大的現代制造業基礎。四是面對國內外最廣闊的市場。我們知道，在IT產業方面，臺灣也是很強的，但是臺灣有一個條件不如上海，它沒有市場，所以碰到了比較大的困難。五是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系。跟全國比較，上海這個地區市場體系的法制基礎比較好，比較守規則。雖然跟一些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比起來，上海的法制規則監管等等還存在很多缺點，但是同全國比較，上海這個地區做得還是比較好的。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選擇問題
這些年，特別是從2009年以后，國務院在提出要著力發展中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之后做了很多工作，一些地區有比較大的進展，例如上海、深圳等地。
但還是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各地都照抄國務院提出的產業（目錄），沒有考慮到自己的條件，于是一些問題隨之出現。有些人就開始懷疑了，中國是否沒有具備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條件，我們還是給人做簡單加工吧，再搞20年再考慮。從上海的情況來看不是這樣的，像光伏、LED等產業沒有出現大失誤。
我考察了很多地區，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牢記企業才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原始性的創新的主體一定是企業，不是個別機構制定出來的。原因在于，原始性創新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不確定性太大，成功的概率太低，這種條件之下只有一個辦法能夠避免大的失誤，就是發動千軍萬馬的企業去闖、去試驗，如果概率只有萬分之一，有1萬個以上的企業在闖、在試驗，根據法則總有企業能夠成功。沒有別的辦法，在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教訓。
美國政府一般不指定產業發展方向，但奧巴馬試圖支持他的“再制造業化、再工業化”，他支持力度最大的就是振興汽車工業，當時看起來支持力度最大，我們都很著急。電動車的關鍵部件是動力電池，發展動力電池的最短板就是材料。當時全世界材料技術水平最高的有兩家，一家是美國企業，叫A123系統公司，另外一家就是深圳很小的企業，叫做德方納米，他們都是用納米技術來做材料的。我們為什么著急呢？因為美國政府的支持力度非常大，美國能源部給了發明獎1億美元，州政府給退稅，資本市場上又融資了。我們的公司呢，深圳市政府給20多畝地，跑了幾年沒有申請下來。不過，沒想到去年美國這個企業破產了。很多問題是算不清楚的。
所以，確定發展什么樣的新興產業不是政府有能力去做的，應當由企業自主去決定，政府要順“市”而為，因勢利導。從這點看，上海新興產業發展應當說已經初現端倪，就是企業自己闖，自己試驗，經過市場的考驗，已經漸漸露出一些苗頭。
去年，我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黨組書記來上海了解了兩個產業鏈的情況，一個是半導體芯片，從原材料一直到制備再到裝備，我們都取得了相當好的成績；還有一個就是光電的醫療設備，比如CT、核磁共振等。我們的感覺是，市場上已經顯露出這樣的苗頭，政府如果加以支持和引導，很可能在這方面把中國的新興產業建立起來。從全國的經驗看，這里有個關鍵性的問題，就是當這種苗頭出現以后政府怎么做？
政府的功能是提供公共品
第一，在與發展新興產業有關時，政府最需要做的是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經營環境和創新環境。
第二，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統，組織好基礎性的課題研究。雖然科學和技術的關系很密切，但兩者其實有很大的不同，科學成果是具有很大的外部性的，所以應該由政府和社會來負責，企業要考慮它的營利性，當有很大的外部正效應的情況下，要企業去承擔。
第三，是用PPP的方式（編注：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縮寫）提供共用技術，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為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而建立各種合作伙伴關系。這方面有很成功的經驗。
第四，牽頭組織產業聯盟。完全由一個個企業去攻，往往因為專利而限制了市場規模，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二代移動通信。當時，美國是一個企業（高通[微博]）做的標準，就是CDMA；歐洲用了企業聯盟的方式開發，就是GSM。以后的三代、四代移動通信都變成了聯盟式的。但組織聯盟我們缺乏經驗，政府要牽頭，要幫助制定好規則。我們成功的不太多，銀聯卡算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第五，對節能環保這種正的外部效應的產品進行補貼，但這種補貼最好補需方，不要補供方。一個很失敗的教訓就是“十城千輛”（編注：即2009年1月啟動的“十城千輛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示范推廣應用工程”，力爭使全國新能源汽車的運營規模到2012年占到汽車市場份額的10%）。結果導致規模沒建起來，還浪費了錢。
第六，進行產業規劃（非指令性）。市場信息是零散的，所以政府需要規劃，但規劃最好不要搞成過去計劃經濟那個樣子，最好是提供信息的規劃，但很多地方支持的方式有問題。
政府支持產業發展的方式
近年來，各級政府在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上花錢不少，浪費也很大，因此，支持必須講究方法。這方面教訓不少。
現在許多地方政府變成了公司總部，有些做法就容易造成失誤和浪費，一個是制定產業發展方向和技術路線，還有就是用“拉郎配”的方式搞產學研組織。其實應當承認，產學研三方各自追求的具體目標不一樣，所謂一個好的體制就是能夠滿足各方面的追求，實現共贏，其實全世界有很多合理的有效的產學研之間的方式。
不要包銷產品，要避免“競爭后補貼”。在進入市場競爭以前可以補貼，但進入市場競爭以后補貼一個就等于打擊其他企業。
資金支持要采取市場化方式運作，比如小企業信用擔保、風險投資和私募基金參股等。
小企業融資有一個基本的問題必須解決，就是小企業有外部風險。我們常常采取的辦法就是直接給錢，其實世界各國都有小企業的擔保，由社會支持的擔保公司承擔一部分風險。在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全國都設立了由財政部支持的小企業信用擔保公司，但是到了本世紀基本上由商業（市場力量）提供，所以在這一次金融危機里，這些做法都起到了作用。上海的小企業擔保早期是在經委系統下面，后來跟中央的中投保合資建了一個公司，一方面有補貼，一方面商業化運作，效果在全國的小企業信貸擔保里面是做得最好的。
還有就是風險投資私募基金，以色列和我們一樣，建立國有的公司，后來改了，政府只出引導基金。因為這里有個關鍵性的問題，不確定性太大，所以最好的組織形式是有限責任，一部分經營人員是普通合伙人，而出資人只負有限責任，我們也做了這個。很多地方政府雖然叫引導基金，但往往是指定小企業信貸擔保公司給誰擔保，相當于政府補貼，政府承擔全部責任。像前面講到半導體芯片產業，我覺得應該支持，他們提出2000億元的資金支持10年，我覺得2000億元對中國來說現在是很小的數字，問題不在錢上，比這個高得多的完全拿得出來，問題是用什么方式，用什么符合市場原則的方式去支持，這個需要進行研究。所有這些事都牽涉到我們的體制問題。
大家都應參與深化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在武漢座談會上提出了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調研的6個大問題，我建議所有的同志都要認真看一看，我的理解，這也許就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一個大框架，每一個問題里面其實有許許多多具體的事。
拿第一個問題來說，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光這個問題就很大，市場體系不是說哪個市場，包括商業市場、服務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要統一開放。我們現在的情況是不統一，地區分割、地方保護、部門保護到處都有；而且門檻還很高，有各種限制；還有競爭無序，現在競爭很成問題，壟斷到處都是，只有競爭式的市場才能起到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競爭也不是亂來，而是有規則的，怎么能夠把規則建立起來呢，這就產生了全民素質的提高，牽涉到監管方式的改善等等一系列的問題。我想大家都應當參與到這個研究中來。
1990年、1991年的時候經濟很困難，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定的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制定了路線圖，1994年開始執行，這就建立了中國崛起的制度基礎。所以，前景應當是很有希望的，關鍵就在我們大家的共同努力。
（本文是吳敬璉先生8月10日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3·上海）研討會上的主旨演講，內容由研討會主辦方提供、本報記者整理，略有刪減，未經作者審閱。圖片攝影：李銘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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