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以后，朱怡苑經營的南非Appolo太陽能熱水器公司便成為了一家“本土公司”。盡管如今已經發展到96家經銷商，客戶甚至包括“不少政府高官和總統夫人”，但朱坦言自己仍在回避“中國制造”的問題。
據悉，早期到達南非的中國僑領，大多起家于“說不清楚具體領域”的小生意。而今涉足的商業活動，包括華文媒體、黃金鉆石、古董字畫、中文學校、商務接待、高速鐵路等各行各業。
隨著生意越做越大，僑領們開始得以頻繁出現在上層社交活動中，甚至成為南非政界高端宴會的座上客。生意之外，他們往往擁有多個社會頭銜，一位生活在約翰內斯堡22年的僑領李新鑄，向南方周末記者出示了一張印有24項頭銜的個人名片，文字之多以至于需要折頁。
“僑領在南非深耕多年，做生意接地氣，遵從民間法則，與政府部門關系好，但缺乏規矩、管理和技術；中資企業初來乍到，有技術、懂管理，守規矩，但融入當地社會和與深入了解政府卻比較困難。雙方各有優勢，卻很少來往。”中國駐約翰內斯堡使館的相關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最近，皇明、太陽雨等大批國內太陽能熱水器制造商也開始大局進入南非，這些企業找到朱怡苑希望合作。朱希望繼續使用自己的品牌，而上述企業則堅持自己才是大品牌。十分鐘后，談判不歡而散。
“水深、浪急、有魚”
中國駐約翰內斯堡總領事孫大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中國新能源企業在南非，“最初往往拍著胸脯信誓旦旦，隨后就會水土不服。”
這正應了非洲中國商人圈里流傳的六字箴言——“水深、浪急、有魚”。
對民企而言，投資非洲最大的風險在于當地的BEE政策（黑人經濟振興計劃），該政策對外國投資者的項目有一定的黑人持股比例要求。
孫大立解釋，南非雖然民族取得獨立，但貪腐盛行，人才缺乏；盡管學習了西方的法律體系，但執法卻不盡如人意。發展階段相當于中國的1980-1990年代，這些都對中資企業的發展造成了限制。
同時，由于政府效率普遍偏低，勞動力素質有待提高，以及罷工頻繁等原因，中國新能源制造業向非洲轉移也存在障礙。“在中國，工人一天可以做800臺熱水器，而南非工人一天只能做150臺。” 朱怡苑說。
另外，中國建設銀行約翰內斯堡分行的人士提醒，過去幾年蘭特兌美元匯率劇烈波動的風險，對新能源投資的收益率也存在威脅，“將近15%的匯率波動可能進一步壓縮收益空間。”上述要求匿名的建行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與國企不同，民企進入非洲，決策和操作更靈活，但也面臨單打獨斗的困境。”黃曉昕說，中小型民企開拓非洲難以享受到國家政策的優惠，難以與在非中資銀行建立合作。
好消息是，工行已開始為南非可再生能源項目提供融資。一個月前，剛剛訪問非洲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除了帶去中國的高鐵和飛機，還有光伏電站。
（特別感謝暨南大學中國形象全球調查南非組對本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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