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有限的軍費投入，實現既定建設目標，倒逼著軍方必須轉型。
西方國家的民資同樣在軍品生產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從一開始就是。從演變過程上看，中國的發展路徑和西方恰是相反的過程，西方是以民資私營為起點，而在我國，則是以軍企自營為起點。
在更早一個時期的計劃經濟時代，從組織形態上看軍民融合反而是比較融洽的，當時動用全國一盤棋的國有資源支援“兩彈一星”、核潛艇等重大工程，顯示出無與倫比的制度優勢。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軍用與民用各自走向獨立發展，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集中優勢資源辦軍工，制度建設已顯滯后。
上海政法學院海權戰略與國防政策研究所所長、教授倪樂雄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19世紀中葉，西方國家政府開始介入私人軍火產業。核心技術掌握在私企手中，西方國家政府開始與軍工企業簽訂保密協定，并控制軍火生產計劃。“由政府派人監管，并規定武器生產數量。”倪樂雄說。另一方面，一些軍工企業家也開始進入政府部門任職，由此也帶來了嚴峻的后果。
二戰以后，各國的軍工領域的制造商紛紛面向民用，樹立市場規則，在釋放生產力的同時，通過“軍民兩用”的技術和產品使全民受惠。
1994年，美國國會技術評估局在《軍民一體化的潛力評估》研究報告首次提出“軍民融合”的概念，要求國防科技工業與民用科技工業相結合，形成統一的國家科技創新體系，軍隊高新技術得以推廣應用。美國國防部不支持關鍵武器系統主承包商間的合并，且主承包商須將所獲的合同的2/3-3/4交由分承包商承包。
美國政府頒布的《最優購買力指導方針》規定，同一項目在采辦過程中應存在兩家以上的競爭廠商。俄羅斯對于參與競爭者的數量也有相同的規定，并在國防采購中推行競爭談判機制。
由于武器裝備的特殊屬性，不少設備研制生產定向供貨獨此一家，天然壟斷。這也造成許多民企在技術門檻面前難以突破，“不能一口吃個胖子，先要從小的來。你如果讓吉利、奇瑞去生產裝甲車，首先裝甲鋼材料就達不到標準。”業內人士表示。
這就需要政策紅利進一步釋放，讓民企從小處做起。
英國政府讓世界最大的國防企業向中小企業開放其供應鏈，比如龐巴迪宇航、波音、空客等。日本的軍工生產壟斷嚴重，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主要軍工企業裝備訂貨一度占防衛省訂貨總額的60%左右。日本防衛省對付壟斷的辦法大同小異，提高公開招標合同的比例，以鼓勵中小企業參與競爭。
市場終將叩開軍工生產的大門，倒逼體制變革。但需要改變既有藩籬，建立市場規則，增強競爭，也正如前述軍工企業中層管理人員所說，“陣痛和阻力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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