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汽車工業的發展與社會、環境、生態文明和諧共生，是一個擺在我們每一個汽車人面前值得深入思考的課題。”9月7日，全國政協副主席、科技部長萬鋼在出席2013年中國汽車產業國際論壇時，對汽車規模急劇擴大之后引發的汽車社會問題甚為憂慮。
過去10年，我國汽車產業創造的井噴式發展“奇跡”，挑戰著我國政府管理者的政策預見性和應對智慧。2001年，我國汽車保有量僅有1900萬輛左右；去年，這一數字增加到1.2億輛，較2001年增長近5倍。
“汽車市場發展太快，快到政府難以預見，更來不及準備。”談到最近北京市為拯救空氣將再度緊縮汽車購買指標的政策，國家發改委產業協調司機械裝備處調研員吳衛評價道。
不僅僅是空氣問題，當前，伴隨汽車保有量的快速增加，我國幾乎在踏進汽車社會的同時，就不得不面對能源、交通、安全等汽車社會難題。一方是汽車產業發展的需求，一方是老百姓呼喚藍天、自由安全出行的夢想，夾在中間的政府管理者，在如何平衡發展上的思路似乎出現“堵塞”。
■ 汽車社會“呼嘯而來” 政府尚未準備好
連汽車企業也沒有預料到，新世紀以來的十年我國汽車市場如此井噴式發展。即使是遭遇全球金融危機的2008年，我國新車銷售也達到938.05萬輛。2009年，更是首次突破1000萬輛，以1300多萬輛的成績奪得世界第一的寶座。
汽車產業制造的一波波“意外驚喜”，賦予我國進入汽車社會一個“加速度”。從2001年有專家指出我國進入汽車社會前期，到2009年業內普遍認為的“汽車社會元年”，僅僅用了9年時間。
中國走進汽車社會的步子又快又急，并非一件好事。這種加速跑，使得汽車發達國家發展百年才遇到的汽車社會難題提前出現。今年年初，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2-2013中國汽車社會藍皮書》顯示，我國全面跨進汽車社會，但汽車使用環境進一步惡化，包括道路擁堵、油價高、停車難、行人交通意識差等。
“汽車產業發展的環境變了，面臨的挑戰多了，政策也應做出調整。”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主任趙航說，當前，除了汽車產業的內部競爭問題，還要面對越來越大的能源、環境、交通、安全等外部壓力，這也正是政府管理調整的方向。
如何減少汽車排放，如何減緩能源壓力，如何有效地保障人們安全出行，汽車社會成長中的“煩惱”既新又多，加大了政府管理的難度。對于能夠破解環保難題的新能源汽車發展問題，科技部高新技術發展及產業化司副司長陳家昌就提出，應改進頂層設計。
作為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也看到了這一點。他明確指出，由于中國汽車社會來得太快，政府有點吃不消，相應的管理制度沒有跟上。
■ 限還是不限 政策面臨兩難選擇
霧霾天氣不斷、道路越來越堵、交通事故頻發，眼下，這些日益加重的汽車社會問題正將政府管理推入兩難困境。
“以北京為例，對汽車實施更嚴格的限購實屬無奈。誰不希望發展，問題是發展危及到了人們的生命健康。”在吳衛看來，目前，北京市還沒有探索出既保證汽車增長又保持空氣清潔的有效路徑，做到兩方面的平衡很難。
限與不限的爭議早已公開化。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繼孚認為，汽車必須為今天城市的交通擁堵及環境污染負責。而在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董揚看來，限購的做法太簡單，說明很多城市沒有準備好迎接汽車社會的到來，而且現有措施偏政治化，過度追求快速效果，較少考慮綜合成本、社會公平等因素。
“一些城市限購的思路，與我國擴大內需的大政方針相背離。”董揚說。
在治理空氣問題上，機動車污染的分擔率處于什么樣的水平，政府部門的認識也有分歧。據記者了解，關于北京市的機動車污染比重，就有幾組數據：北京市政府文件顯示，是22.2%；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提到的是30%以上。環保部機動車排污監控中心副主任丁焰坦言，汽車的環境分擔率到底有多大，是一個復雜的問題。
“任何決策都要有數據支撐，連準確數據都沒有就去將搖號指標減半，難有說服力。”天津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協科技導報社副社長王務林說。
如何降低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發生率，也是讓政府頭疼的難題。“造成我國道路交通事故多發的一個原因是管理上的不適應。”中國道路交通安全協會副理事長趙曉平說，對于道路交通管理，老辦法還在用，新辦法跟不上。有一些新的措施還在探索之中，效果反饋不那么及時。
■ 構建和諧汽車社會 亟需管理思路“暢通”
“我們治理城市交通問題的思路，是朝著限車的方向發展？還是朝著提高擁有率、降低使用率的方向發展？”鄭新立的發問，恰恰說明了政策方向的重要性。一招不謹慎，或者政策調整遲遲不跟上，不僅影響汽車產業的可持續發展，而且危及讓人民幸福的“中國夢”的實現。
“我國的汽車產業和市場需求站在了一個新的起點上，對新一代汽車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萬鋼說。包含清潔、環保、安全和智慧等關鍵詞的新汽車夢的實現，以及和諧汽車社會的構建，離不開管理制度的改革和調整。
董揚認為，針對汽車社會問題的科學決策，首先要去研究，借鑒發達國家的治理經驗，尤為重要的是加強各個部門之間的溝通。“城建部有位領導曾說，在城市修的道路根本不是為汽車準備的，是給公共汽車、自行車、行人修的。這番話令人費解。”董揚舉例說。
緩解政府管理思路的“擁堵”，國家已經指明了大方向，就是政府該放的權要放，該管的事要管好。此外，許多前置審批將大量減少，甚至取消，加大事中、事后監管力度。
各部門協同作戰，更有利于化解汽車社會的難題。“解決道路交通安全問題，要用系統的政策。我國部級聯席會議制度已積累多年經驗，各個部門完全可以協同起來，成立一個國家級的安全交通委員會。”趙曉平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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